作为西方的伦理学家,康德以自由的观点,解决

作为西方的伦理学家,康德以自由的观点,解决

时间:2020-02-06 07:22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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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康德,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而我们就看下康德的观点。首先在康德看来,道德律是存在于人们理性之中的一种先天法则,正因为它是先天的,所以它也就具有普遍必然性,成为人类道德活动中的必然性的体现。由于康德所说的作为自立法自守法的积极意义的自由是对道德法则的遵循,因此,这种自由也就是一种遵循必然性的自由,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自由,种把自由与必然统一起来的自由。

在这种意义上,康德又把它称为自由的必然性。在此,康德把人们对自由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某种与必然对立的东西,而是某种与必然性相一致的东西。必然性在此非但不是对自由的限制,相反它毋宁是对自由的一种拯救。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康德则认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还是对必然性的遵循。自由离不开必然,自由和必然性是统一的。

对自由的这种深层理解,也使得康德哲学体系自身得到了统一,使他关于自然界与伦理界的理论取得了一致,即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伦理界,人都必须服从必然性。所不同的是,在自然界,人对必然性的服从是被动的,在伦理界,这种服从则不但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且人所服从的是他自己所立之法,是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必然性法则,所以这种服从正好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是人作为自由主动者的资格的体现。因而康德称前者为自然的必然性,称后者为自由的必然性。

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对道德律的遵从时,不仅体现出康德把自由与必然相统的思想,而且它还体现出康德力图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因为所谓自由,在康德看来,当它表现为一种择别意志时,它具有某种主观性,它对行为准则的选择还由主观意志支配,这时,它的行为准则还只是一种主观原则,即行为准则。但是,当意志自由表现为对道德法则的遵循时,这种以绝对命令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则,则是一条客观原则,是一条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则,它已经是法则而不是准则了。因此,意志遵循道德法则的过程,也就是使主观意志服从于客观法则的过程,是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相统一的过程。

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也离不开自由,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间题。康德认为,当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看这行为本身是否在客观上符合道德律,如果符合,它就是“合法的”,但还不能说它是道德的。只有通过第二步,即进一步考察这一行为的主观动机是否出自对道德律的敬重,只有当行为的主观动机是出自对道德律的敬重时,才能说它是道德的,这一行为才是一道德行为。尽管康德所说的自由,无论是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都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

也就是说,并不直接涉及意志是否出自对于道德律的敬重,但是,它却直接涉及行为是否遵循道德律的问题,即涉及该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一个行为是否“合法”则是对该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前提。试想如果一个行为连合法性”都不具备,还有什么道德性可言呢?进而,康德还认为,离开了意志自由,我们除了无法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而外,对行为的善恶也不能加以褒贬,因为如果一个行为不是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某种必然性或人性本身,这一行为也就无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因此,康德既反对上帝决定人的一切行动的绝对决定论,也反对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人性论学说。

在他看来,无论是主张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都在实际上取消了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它们也取消了对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褒贬的可能。因为无论是主张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都把人的行为的善或恶归之于顺应人性的结果,而按照人类本性所为的事是不值得加以褒贬的。这样就有可能使赏善罚恶的道德褒贬陷入混乱之中。因此,在人性的先天善恶的问题上,康德坚持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无所谓善恶的,人在行为上的善恶不是由人性本身所决定的,而是意志的自由抉择的结果,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人才有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才能进行道德评判和加以道德上的褒贬。

此外,意志自由的问题还涉及对一个行为的道德性的量的评价问题。康德认为,个行为的道德量的大小,取决于行为者必须克服的障碍的大小。如果在感知方面的自然障碍较大,而涉及义务的道德障碍较小,这个善良的行为,就越应该受到称赞。反之,如果感知上的自然障碍小,而基于义务原因的障碍大,这种不良行为就更加应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所谓对自然障碍的克服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由意志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能力越大,他克服自然障碍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他的行为的道德性也就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还和他的“至善”学说有着直接的联系。所谓“至善”也就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而这种至善的达到又必须以“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以及“意志自由”这三个假设为前提条件。康德认为,在这三个假设中,意志自由是最基本的,其他两者都要依靠它。这是因为没有意志自由,也就没有对道德法则的选择,行为也就没有德性可言,而在康德看来,德性是一个人配享幸福的条件。没有了德性,又谈何道德与幸福统一呢,没有了对“至善”的追求,灵魂的不死和上帝的存在也都失去了意义。

至于康德“善良意志”的学说,更是离不开意志自由,或者说它就是自由本身。因为善良意志就是敬重和遵从道德法则的意志,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自律或自由的意志。这种意志,在康德看来,是一种绝对的善,一种无条件的善。而它是不能离开意志自由而存在的。此外,康德还把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转换成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他用来完成这种转换的工具是“目的”这个概念。康德认为,从自然目的论出发,自然的最终目的是人,是人的完善。然而,唯有在社会里,并且唯有在一个具有高度的自由,因之它的成员之间也就具有彻底的对抗性,但同时这种自由的界限却又具有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从而这一自由便可以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里,大自然的最高目的,亦即她那全部禀赋的发展,才能在人类的身上得到实现。

在此,伦理的内在的自由也就变成了外在的社会的自由了,而这一自由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总之,离开了自由概念,康德的伦理学说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而我们的结论则是自由概念不仅是康德伦理学的基石,而且是一切真正的伦理学的基石,那种抛开自由不谈的伦理学是根本不成其为伦理学的。而对自由在伦理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正是康德对伦理学的巨大贡献,也是我们的道德伦理建设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对于这个话题,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